这种困境不是怪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就可以的了，这种是结构性的困境和不公，苏敏的母亲和女儿也是深陷困境中难以挣脱。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，就家庭方面而言，男性与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，男性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一半的家务，承担的那一小小部分也诸如是逗小孩玩等相对愉快简单的，那些沉重而繁琐的仍然是母亲在做。他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来做，做的时候也是随随便便做不好，而女性不会做的事情还得接受他们的训诫。苏敏的母亲接受了自古以来的规训，觉得女性就只能是这样活，晓雪这么依靠母亲带小孩，就是因为孙大勇根本就不细心不认真不去学不会带，也因为徐晓阳工作至上不去请假，在那个家庭中，男性角色对于自己本应同样承担的责任是缺位的。孙大勇退休了打乒乓球钓鱼都不操事家庭，苏敏都还有工作呢。在历经千年的父权结构中，从来都是如此，但并不对。这种结构也并不是苏敏出走就能改变的，而是社会上要整体改变，思想不再被禁锢，观念不再被规训，男性也是要行动的，否则对于每一个身处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突破的阻力都非常大。
渡边小姐出于爱，向逝者寄出的信得到了回音，这本身就是爱能跨越死亡的一个美好象征。同样地，藤井小姐在最后发现了尘封的初恋证明，恍然大悟，一时激动地不知所措，可见爱再一次超越了生死，被人喜欢是一件多么温暖幸福的事情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两位女性身上都体现出了无私的大爱：藤井小姐因善意而毫无保留地向一个陌生人分享着自己的回忆；渡边小姐则在最后将所有的信件都归还给了自己的“情敌”。她们的身边也都有着爱她们的人，不管是陪伴渡边博子的秋叶先生和祝福他俩的暗恋女子，还是雪夜里背着藤井树蹒跚前行的爷爷和妈妈。面对着“死亡”这一人生难题，难以直面未婚夫之死的渡边小姐，最终向着山谷高喊“你好吗？我很好”；因父亲之死而对医院产生阴影的藤井小姐，最终在医院醒来时喃喃道“你好吗？我很好”。《情书》真的是很温柔的电影。